在昨天的文章中，老覃写道《军事顾问李德回忆：长征前夜，项英一再告诫我要警惕毛泽东的举动》。文中提到，1934年10月16日傍晚，中央红军总部与红一军团的先锋部队走上了位于于都的浮桥，毛泽东当时手持一把破旧的油纸伞，穿着草鞋，迈出了他踏上长征的第一步。

文章的最后，老覃写道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人数多达10万人，如果这10万人完全服从毛主席的指挥，他定能带领红军突破敌人第五次“围剿”的封锁。但实际上，毛主席的权力几乎为零，只能默默承受巨大的痛苦，心中充满悲愤，依然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
关于蒋介石发起的第五次“围剿”，老覃在稍早些时候写的《1933年，彭德怀身陷敌军堡垒群，毛主席忧心如焚，先后寄了两本书》一文中提到，毛主席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：一个是“诱敌深入”，用“放狗入屋”之法，再将敌人困住；另一个则是采取从敌人背后打击的战略，将敌人引入伏击圈。可惜的是，这两个方案都被博古和李德坚决否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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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1933年，红军被围，毛主席想出了一个迅速改变天下局势的奇谋险计》一文中，老覃还提到1933年11月20日的“福建事变”。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计策——让红军突进至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，直扑杭州、苏州、南京等重要城市。讽刺的是，那些曾坚定支持“左倾冒险主义”、主张迅速占领敌人大中城市的博古等人，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保守主义路线，错失了极好的战机。

面对敌军的“碉堡战术”，博古、李德等人却依旧坚持死守，按兵不动，反而逐步失去了阵地。毛主席痛心疾首，多次呼吁红军要坚持游击战术，进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灵活战斗，发动群众，但决策层依旧视而不见。

1934年7月23日，博古、李德等人决定应对敌军六路进攻时，命令红军“分兵把口”，结果形成了“六路分兵”的局面，遭遇了严重的困境。毛主席对此十分焦虑，严厉批评这种军事“平均主义”的做法，并强烈要求改变方针，却因此受到党内的处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尽管毛主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他依然把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放在第一位，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助红军突围。1934年10月中旬，他甚至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，提出应将主力调动至湖南中部，借此消灭江西的敌军，但此建议也被坚决拒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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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确保中央红军能够顺利突围，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粤军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，暗中和粤军达成了多个协议，以帮助红军突破敌军的封锁。10月21日夜，中央红军发动突围战斗，借助粤军的默许成功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，进入了粤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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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当时自信地认为，第五次“围剿”必定胜利，红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，他甚至带着宋美龄前往北平视察身体，并接见了一些东北军政要员。但在10月16日，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收到了异常的情报，意识到红军可能在突围，他立刻离开医院，赶往南昌指挥。

蒋介石对红军的突围方向一无所知，只能进行猜测。他非常自信地表示，不论红军是南下、北进还是西行，只要离开江西，就一定会被歼灭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国民党部署了四路兵马，形成了围堵态势，意图四面围堵红军。

然而，蒋介石依旧没有完全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，尽管他手下的将领们各抒己见，有人猜测红军会由赣南进入广东，也有人认为他们可能进入湘南、再北上。然而，蒋介石仍然坚持认为，红军不会走“死路”，他开始部署第二道封锁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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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11月8日，红军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，以9700余人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毛主席对李德的指挥失误提出了严厉批评，认为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，部队耽误了近一星期的时间，错失了多次突破的机会。

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，毛主席依然坚持寻找破敌的良机，并提出了大胆的战术建议。比如，他建议红军不应向文明司前进，而应从北方出奇制胜，进行逆袭。然而，这些建议一再遭到博古、李德等人的忽视。

蒋介石在得知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，判断红军必定会向宜章方向进发，立刻下达紧急“堵剿”电令，部署了第三道封锁线。11月11日，红军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最终以8600余人牺牲，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毛主席再次发现了敌军部署中的薄弱环节，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方案：通过湘西进入敌人的“口袋”区域，与敌人决战，实施突然袭击。然而，这些富有创意的建议依然未被采纳。

最终，毛主席的建议未能得到执行，博古、李德等人依然坚持自己的方针，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11月27日，战斗爆发，红军减员严重，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成员锐减到3万多人。毛主席面对这场血腥的战斗，心中愤懑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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